《离骚》文学赏析

2020-09-04 离骚

  《离骚》中的方言除了少数动词、名词外,多是一些最能表达喜怒哀乐愁的感情的语气词。屈原是楚人说楚语,《离骚》又是充满感情的抒情诗。

  屈原是诗国的一颗巨星,远在众星之前,它出现在我国诗歌史上,成为无数后继者所仰慕的风范。他的不朽之作──《离骚》,震古烁今,千百年来深深地震撼着人们的心灵,成为我国诗歌史以至世界诗史上,最为激动人心而具有“永久的魅力”的篇章。

  伟大、优秀的艺术,自有其永恒的生命力,自是美的无尽藏。歌德说:“优秀的作品无论你怎样探测它,都是探不到底的。”是的,多少年来人们读《离骚》,人们认识它,分析它,开掘它,只要是一个态度严肃者,真正的渴求者,似乎都不曾空手而返过。它给人以“真”的启迪,“善”的激励,“美”的享受。它是那样完美而丰富,古老而常新,“逸响伟辞,卓绝一世”,“衣被词人,非一代也。”

  “离骚者,犹离忧也”,这是司马迁对《离骚》题义的解释。“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这是他对诗篇创作动力的说明,也是对长诗《离骚》感情基调的诠释。屈原为了振兴邦国,实行“美政”,“竭忠尽智,以事其君”,但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遭谗远逝。他满怀“存君兴国”之志,却唤不醒昏庸之主,眼看楚国兵挫地削,危亡无日,自己却竟被疏失位,救国无门。这对于一位忧国忧民的爱国志士来说,能无怨乎?诗中有云:“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又云:“曾歔欷余郁邑兮,哀朕时之不当;揽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最后说:“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离骚》正是诗人蕴藏着满腔爱国激情,饱含着血泪写成的一首悲伤怨愤之歌,读之令人摧肝裂胆,撼人心魄。

  《离骚》一诗素称难读,这除了南楚的方言、历史、神话、风物带来的某些理解上的障碍之外,主要由于全诗感情回环激荡,反反复复,脉络不易掌握。诚然,《离骚》是一首规模宏伟的长诗,凡二千四百七十七言,三百七十三句(从洪氏说删去“曰黄昏以为期,恙中道而改路”二句),它既是一首自叙传性的长篇政治抒情诗,而又带有某些神话色彩和事件叙写以及情节因素。因此,对于《离骚》一诗,我们只有首先从整体上进行把握,才有可能深入到它的思想、艺术深处,发掘出它深邃的思想和伟大的艺术创造。

  长诗《离骚》,叙写了诗人自己的某些生平经历,从而说它带有自叙传的性质,但它又具有大量的超现实的描写,在自我形象中渗入了浓重的神话因素。诗中的构思,具有某些情节性,但也并非是客观的、真实生活经历的叙写,而完全是主观想象的飞腾。这一切都说明长诗《离骚》是一篇浪漫主义的抒情之作,而不像有人所理解的那样是一篇自传体的叙事诗。也就是说我们读长诗《离骚》,特别应该把握的是它的“情”,是诗人内心世界活动的起伏,以至由此而展开的全部丰富性和贯穿于全诗的艺术特质。

  贯穿于《离骚》长诗中的“情”,即司马迁所说的“怨”情,更确切地说就是一股忠怨之情。诗人身处战国时期新旧交替的激烈变化时代,他的父母之邦,他所热爱的祖国,原本是一个强大富庶的国家,在群雄并峙之中,曾居于盟主地位,有着统一天下的诸多条件。但自楚悼王变法失败以后,国政受旧贵族的把持,日非一日。至屈原所生活的怀王时期,由于内政不修,外有强秦压境,已处于岌岌可危的地步。屈原是一位“博闻强志,明于治乱”的政治家,是一位有理想、有远见和刚正不阿的爱国志士。他出于对祖国命运的担忧,满怀忠贞之志,企图革新政治,振兴楚国。但他的一片赤忠之心,却得不到理解。最初他曾一度受到楚王的信任,担任左徒要职,推行新政;谁料正当他忠心耿耿,报效祖国之际,却因为触犯了旧贵族的利益,而谣诼蜂起。“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群小逞技,而楚王不察,竟遭谗见疏。他怨忿楚王之“数化”,“不寤”;怨忿“党人”之“贪婪”、“工巧”,怨忿“众芳”之“芜秽”、变节、堕落。最使他感到哀伤怨忿的,是他目睹祖国的日趋危亡,而自己却被剥夺了报效祖国的机会,“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闺中既已邃远兮,哲王又不寤”。做为一个“忠而被谤”,爱国获罪,眼看祖国濒临险境而又“救国无门”的人,该是有怎样的一种激怨之情啊!于是诗人的感情犹如火山爆发,迸射而出,铸就这篇积忿幽深、摧人肝胆的长篇诗作──《离骚》。

  忠怨之情是长诗《离骚》的一条主线,而从全诗结构上看,则可以分为两大层次,即从开篇到“岂余心之可惩”,可以视为诗篇的前半部分,这一部分主要写诗人矢志报国,高洁自守所遇到的矛盾和不公正的待遇,充分表现了抒情主人公与楚国黑暗现实的冲突;从女媭的责难至篇末,则主要写诗人遭到迫害以后,继续求索的精神和所引动起来的内心冲突,以至于最后的抉择。从艺术手法来说,前半部分虽然也有艺术夸张,并运用了许多象征手法,但基本上是诗人现实生活的经历,是实写;而后半部分,则主要把炽烈的感情化为超现实的想象,表现了诗人的心路历程,表现了一个苦闷的灵魂,上天下地的求索精神,是虚写。

  掌握了长诗《离骚》这一结构层次,我们再来具体分析一下它的内在逻辑,亦即诗篇中抒情主人公的思想感情轨迹,以及起伏于全诗中的细微的心理描写。

  长诗《离骚》的开端就是很奇特的。诗人首先以十分庄重而自矜的口吻,自叙了高贵的出身,奇异的生日,以及由于父亲对自己莫大期望而赐予的“美名”。前人分析说:“首溯其本及始生之月日而命名命字,郑重之体也。”(清顾天成《离骚解》)诚然,开篇起始的八句,感情是很肃穆的,含蕴是深邃的。他强调自己与楚王同宗共祖(“帝高阳之苗裔”),意在表明自己对楚国的兴亡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也为他的至死不能去国埋下了伏线。他自道奇异的生辰,美好的名字,也正是在表现他的尊贵不凡和具有崇高的理想。“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正则,正道直行,严于律己;灵均,禀赋良善,公平均一。这是亲人对他的期望,也是他一生所恪守的信条。总之,这起始的八句,就为他一生的自尊自重自爱(“忽驰骛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定下了基调。接着诗人表白了自己的品德、才能和理想,并以万分急迫的心情表达了自己献身君国的愿望。

  “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

  这是对自己的。他担心时光飞逝,自己为国家做不成事业。因此他不满足于先天的“内美”,还“重之以修能”,朝夕充实、提高自己,以便奉献于祖国。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这是对楚王(“美人”)。他担心楚王不能及时奋进,耽误了楚国的前途。两个“恐”字,充分表达了诗人对国事的危机感,特别是诗人为祖国的前途而焦虑,为祖国的命运而担忧的急迫心情。他寄希望于楚王,他劝导楚王“抚壮而弃秽”,愿为楚王“导夫先路”,希望日益衰败的楚国,重新振兴,恢复到开国盛世的那种局面:

  “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但诗人的这一片赤忠之心,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理解和支持。相反的却因触犯了守旧贵族的利益,而招来了重重的打击和迫害。诗篇展现了楚国社会的一片令人窒息,令人愤慨的图景。楚王昏庸不察,信谗多变(“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怒”,“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群芳”(培植的人才)随风转舵,堕落变质(“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朝廷群小“贪婪”、“嫉妒”,蔽美称恶,无所不为。黑暗的现实构成了“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诗人的爱国理想“不可能实现”的悲剧性的冲突。诗人于是感到苦闷、孤独、愤懑,以至强烈的失望。但诗人是坚决不屈服的,在诗篇中他反复申说了对自己的理想、信念和人格操守至死而不悔的`决心:“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诗人是要誓死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仰,誓死保持自己人格的清白的。

  但长诗并未就此结束,黑暗的现实,巨大的苦闷,迫使诗人由现实进入幻境。“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从而全诗转入了第二部分。

  坚贞的灵魂需要战胜诱惑。与常人一样,在失败的极端痛苦中,诗人的内心矛盾也是激烈的。在自己的理想不被理解,而且惨遭迫害的情况下,还应不应该坚持自己的原则和永无反悔的态度?在不被自己的祖国所容的情况下,应不应出走远逝,到他国寻求知音,展示自己的才能抱负?诗人通过女媭、巫咸、灵氛这些虚构的人物,以及他们的劝说,把自己的内心冲突和抉择形象化了,从而向我们展示出了一颗经过炼狱的考验,而更加洁白无疵的伟大的灵魂。

  女媭用“婞直以亡身”的历史悲剧来规劝他,劝他放弃执守,与世浮沉。这与诗人“依前圣以执中”的坚持真理的态度是矛盾的,实际也是对诗人既往斗争生活的否定。这一内心冲突是激烈的。这个矛盾怎样解决呢?他需要历史的反思,需要公平的仲裁。于是他借“就重华而陈词”,重温了夏、商、周历代的兴亡史,并以壮烈的心情回顾了前朝那些为正义而斗争者的命运。这种再认识不仅增强了他原有的信仰和信念,同时更激发起他继续奋斗的勇气和宁死不悔的壮烈胸怀:

  “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不量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菹醢。”

  战胜了世俗的诱惑,他的内心世界得到了暂时的平衡。于是他在新的认识的基础上,满怀激情地进行了新的“求索”。这样,诗篇又展现了一个再生的灵魂为实现理想而顽强追求的动人情境。诗中写他不顾天高路远,驾飞龙,历昆仑,渡白水,登阆风,游春宫,上叩天门,下求佚女,他在求索什么呢?他要唤醒楚王,他要挽救国运,他要寻求再次能有献身于祖国事业的机会。但楚国的现实太黑暗了,他遭到了冷遇,受到了戏弄,结果以困顿、失望而告终:

  “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闺中既已邃远兮,哲王又不寤。”诗人完全陷入到绝望的悲哀之中:“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诗人本是把自己的命运完全与祖国贴在一起的,他赤忠为国,但却“方正而不容”,那么他还有什么出路呢?出路是有的,那就是去国远逝,去求得自身安全和前途。这无论从当时“楚材晋用”的风习上看,还是从诗人主观的才能和现实处境上看,似乎都是可以理解的了。于是出现了第二、第三个诱惑。

  “索藑茅以筳兮,命灵氛为余占之”。

  占之的结果是告诉他在楚国已无出路可言,劝他离开是非颠倒的楚国,去寻求自己的前途。“思九州之博大兮,岂唯是其有女?曰:勉远逝而无狐疑兮,孰求美而释女?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但做出这样抉择对诗人来说毕竟是太重大了,使他“欲从灵氛之吉占兮,心犹豫而狐疑”。于是又出现了巫咸的劝说,巫咸不但同样劝他出走,而且还以历史上贤才得遇明主的事例,启发他趁年华未晚而急于成行:“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恐鹈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女媭的忠告,灵氛的劝说,巫咸的敦促,既代表了当时的世俗人情之见,无疑也是诗人在极度彷徨苦闷中内心冲突的外现,也就是坚定或动摇两种思想斗争的形象化。屈原要把自己思想感情考验得更坚定,就得通过这种种诱惑。于是在诗中诗人假设自己姑且听从灵氛的劝告,“吾将远逝以自疏”,决心去国远游。可是正当他驾飞龙,乘瑶车,奏《九歌》、舞《韶》舞,在天空翱翔行进的时候,忽然看到了自己的故乡楚国。也就是看来一切矛盾、冲突行将结束的时候,一切又都重新开始:是就此远离开这黑暗的已无希望的祖国呢,抑是仍无希望地留下来?诗人深沉的爱国情志再次占了上风,“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诗人终于还是留了下来。他明知道楚国的现实是那么黑暗,政治风浪是那么险恶,实际上他也吃尽了苦头,但他不能离开他灾难深重的祖国,哪怕是出于幻想也不能离开。这样,诗人又从幻想被逼入现实,悲剧性的冲突不可逆转地引导出悲剧性的结局。他热爱楚国,但楚王误解他,不能用他,楚国的群小又凶狠地迫害他;他想离开楚国,这又与他深厚的爱国感情不能相容。最后,只能用死来殉他的理想了:

  “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体现着“历史的必然要求”的光辉理想被扼杀了,这是诗人屈原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屈原是在我国文学史上出现的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他用自己生命所谱写的诗篇,如日月经天,光照后世,成为我们民族的伟大精神财富而万世永存。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伟大的艺术是一个美的无尽藏,长诗《离骚》更确乎如此。我们读长诗《离骚》是感到那样的惊心动魄,那样的仰之弥高,它有着怎样的美的内含呢?

  首先,就是它具有由庄严而伟大的思想带来的无比光辉的崇高美。进步的政治理想,深厚的爱国主义激情,庄严的历史使命感,以及悲壮的献身精神,这就构成了诗人无比崇高的美的人格,光辉耀目的美的形象。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要是一个人的全部人格,全部生活都奉献给一种道德追求,要是他拥有这样的力量,一切其他的人在这方面和这个人相比起来都显得渺小的时候,那我们在这个人身上就看到崇高的善。”是的,我们在长诗《离骚》中正是可以看到这种完美而崇高的形象,他的高尚的追求,洁白的人格,坚贞的操守,使围绕在他周围的那些贪婪、偏私、庸俗,以致邪恶的人群,显得是那么渺小而又卑琐,而诗人的人格和形象却是峻洁而高大的:

  “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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