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文学家，他的诗歌创作为中国文学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主要在于他创造了田园诗的新形式，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陶渊明诗歌特点，希望大家喜欢。
陶渊明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文学家，他的诗歌创作对中国文学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主要在于他创造了田园诗的新形式，并以其独特的风格和内容影响着后代诗人的创作。陶渊明的诗歌有着极高的艺术造诣，它的风格、语言、意境都有非常鲜明的个性特征。
一、平淡自然与豪放爽朗
陶诗平淡自然的风格，主要体现在田园诗。陶渊明归隐以后，长期生活在民风淳厚的农村，所见的都是村落、山脉、溪水、飞鸟等一些自然景物，结交的人都是生活在社会下层的人。平淡之景，平凡的人和平静的、平凡的生活都是他所描写的对象。他从平凡的景物、平凡的生活中发现美及一种妙不可言的境界。如《归园田居(其一)》：“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方宅、草屋、桃李、远人村、墟里烟、狗吠、鸡鸣，都是农村生活中极常见的，诗人用了平淡质朴的语言，把这些景物融合在一起，描绘了一副宁静安详的农村生活图画，反映了他归隐之后的平静生活及愉悦的心情。
陶渊明写诗，常用白描手法，比如《责子》：“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三十，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粟。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议论中有描写，以平淡的语言，刻画出儿子们的形象，带有口语化，生动传神。
总之，陶渊明的诗歌，不管识写景还是写人，都是用很平淡、质朴的语言，白描的手法描绘图画和勾勒人物形象。
陶渊明的诗歌，主要的风格是平淡自然，但也有豪放爽朗的一面，颇有阮籍、左思诗歌的特征。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说：“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荡昭章，独起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亲，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抑扬爽朗”、“横素波”是说陶渊明诗歌也有豪放爽朗的一面。而提出陶诗“豪放”特征的则是宋代的朱熹，他说：“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出这样言语出来。”其实，细读陶渊明的诗，的确会给人有一种豪放爽朗的感觉，主要是咏怀诗。例如《咏荆轲》，诗人把荆轲出京、易水送别、英雄入秦等场面写得慷慨悲壮，不乏惋惜，也不乏激情，特别是最后两句，感情流露于外表。
体现陶诗豪放爽朗风格的诗还有其他，如《读〈山海经〉》、《咏贫士》等。陶诗的豪放、爽朗风格，实际上是陶渊明人格的反映。
二、陶渊明诗歌的写意传神
陶渊明的诗歌以写意为主，注重物我合一，表现出整体性的自然美。以《饮酒(其二)》最能代表：“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前四句讲了“心”与“境”的关系，只要心远就能不受世俗喧嚣的干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心与山相会，仿佛与南山融为一体，达到了物我合一的境界。没有刻意地描写景物，而是将叙事、写景、抒情、议论融合一起表现了自然美，也表现了诗人的情趣。《古今千金谱》说：“篱有菊则采之，采过则无，吾心无菊。忽悠然而见南山，日夕而见山气之佳，以悦鸟性，与之往还，山花人鸟，偶然相对，一片化机，天真自具。既无名象，不落言诠，其谁辩之。”
陶渊明的诗歌没有语言的雕饰，只是在写意传神而已。陶渊明诗歌的写意传神，往往诗通过写景表现出景物的情致。这是其一。如《时运》：“有风自南，翼彼新苗。”一个“翼”字，生动地写出了新苗的情致，好像新苗也有了生命，在南风中欣喜地舞着，使人的心情也是欣喜的。《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一)》：“鸟弄欢新节，泠风送余善。”写的是去农田路上的景物，初春鸟儿欢唱，微风轻吹，好像鸟儿和风儿也因为春风的到来而欣喜无比，这就写出了春天，大自然的欣欣向荣，同时也流露出了诗人愉悦的心情。
其二，陶诗都是通过写意来表现自身的情趣。如《归园田居(其五)》，诗人以酒、鸡来招待邻居，夜里以柴来代替蜡烛，欢欣到天明。平凡的描写，却表达了诗人极高的情趣。《读山海经》，情景交融，“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群鸟欣有托，吾亦爱我庐。既耕亦有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古人车。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如何”。夏天草木繁荣，鸟儿喜欢浓密的树荫，诗人也喜爱自己的草庐。这首诗反映了陶诗意与景的关系，景是为意作铺垫，意才是诗人要表达的情感。
三、陶渊明诗歌的语言特色
陶诗善用自然、质朴的语言写景抒情，虽然平淡，但在平淡中见精粹，朴素中见绮丽。陶诗描写的对象，往往都是日常生活中再平常不过的事物，如村舍、飞鸟、鸡犬、清溪、豆苗等，并没有什么奇特之处，而在诗人的笔下，所有的东西都仿佛有了生命。这说明了陶诗的语言不是没有经过锤炼，而是锤炼得不露任何痕迹。清人马位指出：“人知陶诗古淡，不言有诼句处，如‘微风洗高林，清飙矫云’，‘神渊泻时雨，晨色奏景风’，‘青松夹路生，白云宿檐端’。诗固不于字句求工，即如此等句，后人极意做作，不及况大体乎?”(《球窗随笔》)清人赵文哲指出陶诗纯粹自然，又认为：“体物抒情，傅色结响，并非率意出之者。”(《雅堂诗话》)如“饥来驱我去”，“严霜结野草”，“中夏贮清阴”，“日月掷人去”中的“驱”、“结”、“贮”、“掷”等字，都是平常易见的，看似平淡却很精彩，达到了高度凝练、准确，不可更易。因此，元好问说：“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
陶诗善用叠字，叠字最早从《诗经》就开始了。陶渊明用叠字，显然是继承《诗经》的艺术传统。陶诗的简练与高妙，与叠字的大量使用有很大的关系。例如：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归园田居(其一)》“皎皎云间月，灼灼叶中华。”《拟古》
“遥遥万里辉，荡荡空中景。”《杂诗(其二)》“萧萧爱风逝，淡淡寒波生。”《咏荆轲》“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拟挽歌辞》
以上的叠字都是自然贴切的，更生动形象地描写了景物。如“暧暧”把荫蔽的、若隐若现的村庄写得好像亲眼看见了一般。“依依”写出了烟的轻柔，袅袅上升。这两个词把整个村庄的恬静祥和都描绘了出来。《咏荆轲》两句中“萧萧”、“淡淡”，衬托了整个送别画面的凄凉，易水的萧瑟，英雄一去不归的悲壮。陶诗的善用叠字，体现了陶诗语言的高度成就。
陶渊明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文学家，他的诗歌创作为中国文学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主要在于他创造了田园诗的新形式，并以其独特的风格和内容影响着后代诗人的创作。
【陶渊明归隐】
隐逸诗人
俗称五柳先生陶渊明被称为“隐逸诗人之宗”。其隐逸文化总的风格有三：其一是柔，其二是淡，其三是远。他的创作开创了田园诗的体系，从而使中国古典诗歌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从古至今，有很多人喜欢陶渊明固守寒庐，寄意田园，超凡脱俗的人生哲学，以及他淡薄渺远，恬静自然，无与伦比的艺术风格;同时对陶渊明归隐田园的原因以及他的隐居生活情况进行研究分析。下面结合陶渊明的诗歌对此作出探讨。
陶渊明少年时受传统儒经的影响，怀有兼济天下大济苍生的壮志。但是，由于门阀制度的存在，庶族寒门出生的人不可能突破门阀士族对高官权位的'垄断，在这样的情况下，陶渊明的理想是难以化为现实的，他理想的梦幻注定会破灭。陶渊明直到二十九岁的“高龄”才出仕为官，但终其一生，他所做的也不过是祭酒、参军、县丞一类的芝麻小官，不仅壮志无法施展，而且不得不在苟合取容中降志辱身和一些官场人物虚与委蛇。到他三十九岁时，多年来的经历使他的思想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他开始转向躬耕来自给自足，追求心灵的宁静与澹泊。此后，他又为彭泽县令，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上任八十余日就解印挂职而归。从此，他结束了他仕途的努力和曾经的彷徨，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归隐田园之路。 自四十一岁归隐田园之后，陶渊明确确实实享受了一段“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田园乐趣。然而书香门第出来的陶渊明毕竟不是稼穑的好手，“开荒南野际”的辛勤也未必能使他过上衣食无忧的小康生活。义熙四年在陶渊明四十四岁时，一场灾祸更使得他全家一贫如洗。这年夏天，诗人笔下洋溢着生活气息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被一场无情的大火烧光了，全家只好寄居在船上，靠亲朋好友的接济过活。永初三年(422年)陶渊明五十八岁时生活已近绝境，其情状反映在《有会而作》一诗中，“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元嘉四年(427年)，诗人贫病交加，在其《挽歌诗》中第二首自挽诗中，诗人对死后可以“鼓腹无所思”的幻想读来让人心酸：“在昔无酒饮，今但湛空觚。春醪生蜉蚁，何时更能尝。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傍”。元嘉四年(427年)十一月，六十三岁的陶渊明淡然离世。
隐退原因
关于陶渊明的出仕与隐退，人们习惯于从社会大环境崇尚隐逸之风和他内儒外道的思想去解释。其实，抓住陶渊明五次仕宦经历，历史地具体地去分析他为何隐退守拙的原因，可以得出一些新的认识。可归结为两点：一是陶渊明本性使然，一是社会现实使然。陶渊明性格的本质特征是追求心灵的最大自由和心态的闲适优雅，仕宦生活不符合他崇尚自然的本性。陶渊明处于一个崇尚自由、玄风扇炽的时代，朝政上的篡夺和杀伐使一意寻求避祸全身的士人极易形成隐逸的品格。陶渊明隐逸性情的形成，应当说与东晋士族文人这种普遍企羡隐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风尚不无关系。就是这种崇尚自然、悠然洒脱的天然禀赋，使他不堪“为五斗米向乡里小人折腰”，而最终挂官归田。他写了《归去来兮辞》，在诗中他十分坦诚地讲，就任县令，是为生计所迫;之所以辞职，是因为“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超然的性格使他宁可饿肚子，也不愿违心地逢迎上司而混迹官场了。在《归园田居》中，诗人歌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短短几句，对仕途的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因“质性自然”“本爱丘山”，视仕宦之途为樊笼的陶渊明，终辞职归隐，抛离尘杂，返归自然。 陶渊明归隐田园不仅要与他率真的个性结合考虑，更要从广阔的朝政背景以及他的仕宦生涯去体察，他的入世与出世可以说都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关。陶渊明虽最终解职归田，但他少壮时，却是有一番建功立业、兼济天下的思想的。在《饮酒》、《杂诗》等诗歌中，他曾道：“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表明了他并非一开始就有出世的想法。他出生于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勋之后，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进取，在朝政上有所作为。但他所处的东晋末年时局动荡：宗室内部的斗争，军阀对政权的野心，不断引起血腥的杀戮乃至激烈的火拼。这种社会动乱不仅给人民带来灾难，同时在社会上层也造成严重的不安感。这使陶渊明的朝政雄心不得不有所消减。另外，在这种权力争夺之中，一切卑污血腥的阴谋，无不打着崇高道义的幌子，这使秉性真淳的陶渊明也难以忍受。从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二十九岁的陶渊明第一次出来做官，到四十二岁挂冠归田共十三年。这期间，陶渊明一直处于“出世”与“入世”的矛盾斗争中，这在他的诗中多有体现。在《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等诗中，他叹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诗中蕴籍着诗人太多的失望和悲慨，可以看出诗人也曾为是否归田有过痛苦的徘徊和犹豫，但终究“爱丘山”的夙愿压倒了“逸四海”的猛志，他终于找到了他最终的路——归隐田园。所以说，他的归隐是社会现实使然，是他的思想与社会现实无法调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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